这类文章在具体研究时不可越过，这已经是其学术贡献。

因被指使、利用者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视为指使、利用者自己实施，故指使、利用者应对被指使、利用人所实施的犯罪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说，对指使、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精神病人犯罪的人，应按照被指使、利用者实行的行为定罪处罚。它的无可争辩的优点就是涵义确切和结构合理。

关于未遂犯和共犯，是以基本的构成要件为前提，按行为的发展阶段或者复数行为人的参与形态，在总则中设立应该修正的一般规定，由这些规定，对基本的构成要件进行了修正，成为各犯罪的未遂犯和共犯的构成要件。经过讨论以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构成教唆犯必然要求教唆人和被教唆的人都达到一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与此同时，我国共犯理论采用的是犯罪共同说，只有正犯构成犯罪，共犯才能成立，至于我国1979年《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的对被教唆人没有犯所教唆的罪的，对于教唆犯仍然应当处罚，即处罚没有正犯的共犯，只是一种特别规定。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间接正犯，但间接正犯概念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我国司法机关接受了间接正犯的概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在德日刑法教义学中，共犯论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领域，也是各种学说争论最为激烈的学说阵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刑法对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是不明确的，由此带来共犯论建构上的法律障碍。一天，其女(时龄12周岁)前来刘某住处，刘某指使其女用家中的鼠药毒杀金某。基层社会创造制度、生产秩序的能力并不平衡，但是大量的微观社会如村落、工厂还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控制能力，一些基层社会或领域甚至还能够继续产生行之有效的非正式制度。

政治主要表现为权威人物、权力结构、合法性象征等。虽然这些因素形式各异，因社会不同、时代不同而不同，但是大致上可以区分为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宏观社会由无数个微观单元构成，如村落、家庭、公司、学校等，人们主要的生活实践是在这些具体微观领域中发生。这种建构性的活动，面临着新的制度、机制和组织能否适应社会以及是否有相应的秩序资源支持的的巨大挑战。

观察司法领域的轰动案件，会发现不同的司法取向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提升法治发展的内生性，需要从两个方面加强： 1. 增强法治及法律实施机制的回应性 法律是解决问题的制度工具，法律的回应性重在权能的发挥。

这种多样性并非仅仅表现在民族和文化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法律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就改变了人们选择和行为的可能性。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得益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制度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变革过程中制度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是，法律作为一种基于计划（人为理性）产生的制度，相较基于社会演化产生的非正式制度，其外在性始终存在。

而有些领域，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逐步改变价值观、习俗存在的基础，方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酒驾执法的日常化还催生了代驾市场的出现，使人们可以选择不酒驾。文化是社会构成的主观维度，包括世界观、宗教和信仰系统、知识系统、意义体系等。诚然，法治是一种新秩序，其建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成员原有的社会行为模式，法律被用来改变某些既有规范。

换言之，本土资源也存在暗面。三是基础性社会结构的建设问题。

换言之，在干部和群众普遍没有和谐团结意识的地方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移植、复制枫桥模式。二是无论是基于发现、整合或建构，社会中需要有足够的非正式制度等本土资源，能够促成社会局部和微观领域秩序的形成，以支持法治的推进和法律的实施，或者弥补法律体系本身的不足和缝隙。

关于这一问题，苏力的研究思辨地表达了对中国变法模式的警惕，即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实现变革社会、建立新秩序的目标。政治方面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政府，实施村民自治。中国百姓的韧性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容纳、消化了改革中的失误或不利后果。（二）建设支持法治的微观机制 大部分法治理论着眼于法治的规范性、目标和功能等方面，法治更多地被作为宏观现象进行讨论，或者作为对政治的评判标准。在这些领域，仅靠强制往往难以奏效。法治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形成取得重要成就。

需要更多地从中国的现实去理解法律可能的作用、局限及其实现条件。然而，仅从习惯、风俗、惯例等规范、规则的角度认识本土资源并不够充分。

作为变革工具的法律在整个改革推进过程中既有成功，也遭遇过挫折甚至失败。此种情况下，依靠强制并不能有效地形成良好的新秩序。

法律作为一种规制性的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的行为改变继而引发社会变动。政治、文化和组织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构成对微观社会的非正式约束，是非正式制度产生的基本载体，每一种或者混合形态都能够产生出某种秩序。

执法过程本身是法律进入社会的过程，执法彰显何种价值和观念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国家、法律的认知与态度。法治是在社会变迁中得以建立。二是通过立法规划，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推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基于本土、利用本土的法治才能服务于发展战略，才能使法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内在需要，从而获得持久发展。

中国的改革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基层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基层治理需要一定资源和手段。

无论是司法还是执法过程，应该弥合法律和社会的差距，而不是让法律制造更多的不团结。在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架构之下，地方性、民族性的政治、文化和组织千姿百态地存在着。

法治不是将法律之外的非正式制度、秩序形态排除在外。差别是在具体的地方、群体或组织中，何种因素的影响更强以及国家的渗入有多深。

法律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法律秩序与其他规范秩序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状态。因此，最好把本土资源理解为一种集合，即所谓本土资源是各种各样的能够形成非正式约束的因素。所谓乡贤，只有在经过党的组织系统和村民自治架构的政治整合，才能防止其质变为破坏性的力量并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提升法律的适应性，还有一点很重要，即立法要有治理思维。

例如，从目前的实践看，过长的行政链条往往会阻断立法机关掌握法律实践状况的信息。一个秩序良好、全面守法的社会，往往是得益于法律与社会互动形成的非正式约束，比如积极守法的社会文化心理。

法治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国家无法有效地改变、整合社会势力或进行自我调整，就可能导致各种挫败产生。但是，还有很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

每个社会、时期都有其特点。三是以道德、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成员间的非正式互助。